保密工作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

周恩来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但凡是保密工作中的重要事项，他都口头或书面向毛泽东、党中央报告请示。1953年5月中旬，中央书记处确定由他负责中央保密委员会。26日，他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，并于30日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。10月3日，再次书面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，并将上次报告中“中央机关加强保密问题”，改为“中央领导同志召开会议及日常办公时如何加强保密问题”。这样一改，就使保密工作更加具体化。同年11月17日，他得悉中央两个机关发生遗失50份密码电报和3份机密文件的情况，立即给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陈云等中央领导写信，提出检查整顿中央机关的意见，防止再次发生类似问题。同时提出扩大保密委员会成员，加强保密工作。这项检查于12月上旬完成后，周恩来主持向党中央写出检查总结报告，提出一系列强化保密工作的措施。对此，毛泽东批示:“照办”。

周恩来在长期领导保密工作的实践中，始终把保密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，一切保密工作都是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。为使保密工作更好地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，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。1952年，他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要求:“外交工作的保密是绝对的，应动员全体人员注意，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”。1966年2月，针对我国驻外使馆商务处办公室被驻在国警察突然搜查事件，他连续两个晚上约见外交部、中调部和机要部门负责人，一起试验销毁密码本需要多长时间。他称赞中调部的一种小底本好一些，可以装在大使或大使夫人的钱包里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很快烧掉。他还批评说:“机要工作要改进，应恢复战争年代和秘密工作时期的那种精神”。他随即要求密码本一定要小型化。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，他提出学习借鉴苏联的保密经验。随后他主持起草和签发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保守工业建设秘密、科学技术秘密的指示和规定，以及划分保密范围、改善资料供应工作的通知。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，周恩来主管科学技术保密工作。1967年9月，某国防工厂绝密资料被抢走，他立即签发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电报，严令把绝密资料交出，否则以“违犯国法论罪”。直到追回资料，他才放了心。

要求秘书遵守保密纪律

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，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，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。他要求秘书这样做，自己更是身体力行。平时涉及重要事项，他都用专线电话。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，有时一连几次加不上密，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。对涉密会议，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、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，并提出具体要求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、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做出明确交代。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。去世后，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，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，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从不离身。对密级高、时间紧的文件，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。办理急件，即使是深夜，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，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。

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。有一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，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，先按下电动按钮，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，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，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。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，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，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需要。

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，但从不搞神秘化，而要求实事求是。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，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 “亲启”、“特急”、“绝密”。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:“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，字也十分工整用心，但每次都注上‘特急’、‘绝密’，急的也就不急了，都是绝密也就没密。”

对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，不论是谁，周恩来从不放弃原则。1971年“9.13”事件后的一天，江青的秘书打电话到周恩来办公室，说江青要把有关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给她熟悉的非党人士看，并说因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听了传达，让秘书把这件事给总理说一下。秘书将电话内容向周恩来报告后，他当即指示:“不能这样做，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，先领导后群众的原则，这是党的纪律！”他还说:“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虽然大都是一般干部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已参加了党的高级政治生活，中央文件提前一步传达给这些同志，这不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，这是工作的需要”。随后，周恩来亲自对这件事做了处理，但也因此得罪了江青。

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

1969年1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执政，国内问题成堆，美苏矛盾又很尖锐。为摆脱内外困境，他多方谋求与我国改善关系。然而改善关系谈何容易，一是双方没有建交，彼此信息难以直接沟通。二是双方长期隔绝，互不了解。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1971年7月，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，消息一经公布，世界为之震动。1972年2月又实现了被尼克松称之为“改变世界的一周”的美国总统公开访华。

基辛格访华能在短期内顺利实现，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巴基斯坦的秘密支持。其间，由于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，并采取了两项重要的保密措施促成。一是中美巴三方建立了一条绝密的叶海亚联络渠道，信息必须严格按顺序传递，即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中国驻巴大使、巴外交国务秘书、巴驻美大使、基辛格、尼克松。传递信件必须按此顺序(往返同)亲自交接，绝对保密。二是按上述渠道由中美双方事先商定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路线和日程。在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下，1971年7月1日，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，途经西贡、曼谷、新德里，8日抵达伊斯兰堡，然后采取“遁身术”，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，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。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，并亲自检查警卫、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，做到周到有礼、万无一失。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，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后，又让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北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，直到7月15日，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。后来，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，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、光辉品格、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，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。

主要参考资料:

1、邓颖超:《不尽的思念》，1982年6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。

2、武 衡:《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》，2006年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。

3、基辛格:《白宫岁月:基辛格回忆录全集》，2003年，世界知识出版社。

4、江明武主编:《一代天骄:周恩来的历程》，1996年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。

5、贾启玉主编:《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》，1997年，军事科学出版社。

（材料来源：山东省保密局）